李瑞良
福建是我国宋明以来出版事业的重要地区，过去有关史籍中虽有所论述，但多欠周详。本文作者对闽刻做了长期系统的研究，详细论述其历史发展、主要成就，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是关于福建古代刻书业的全面综论。
福建古代刻书是中国出版史、书籍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刻书史上，福建刻书起源早、发展快，自宋迄清，历久不衰，高潮迭起，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和流传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探讨福建刻书史的有关问题，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
福建古代刻书事业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复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福建地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接受祖国文化母体的哺育，又参与整体文化园地的耕耘；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地区文化的个性。这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形势、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的繁荣伴随着文化的发达。福建从唐代起就出现了读书好学的社会风尚，中唐以后逐渐成为科举文化的发达地区。《宋史·地理志》说，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读书向学的风气产生了济济人才。北宋以后，福建名流显宦屡见，文人学者辈出。仅在王安石变法前后，闽人位居宰臣要职的，就有建安吴育，建阳陈升之，晋江曾公亮、吕惠卿、蔡确，浦城吴充、章惇,同安苏颂等人，稍后又有仙游的蔡京、蔡京、叶顒，邵武的李纲、黄潜善等。宰辅以下的更多不胜举。大小臣僚来自科班，科举用书的需求成为促进福建出版业繁荣的重要因素，也形成特殊的优势。
首先是资源优势。雕版需要木材，印书需要纸张，而木材和纸张正是福建大宗的传统产品。福建山多林密，闽北一带更盛产竹木。建阳麻沙处于群山之中，雕版用木和印书用纸就地取材。用之不竭，具备刻书业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称：“镂板之地，有吴、越、闽。”可见福建雕版在宋代已和吴越一起驰名全国。有人以为麻沙书坊用榕木刻版，松脆易朽，影响质量。其实闽北榕树甚少而梨木很多。嘉靖《建阳县志》载宋代麻沙梨树有六个品种，梨木有红有白，质地柔韧，比榕木更适于雕版。至于福建造纸，更有悠久历史。“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书林·清话》卷二)麻沙一带盛产竹纸。嘉靖《建阳县志》载：“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多纸，曰书籍纸，出北浴里。”道光《建阳县志》也说：“茂林修竹，所在皆有，则槽纸笋蕈之利所从出也。”顺昌的纸更是名产，远销外地。麻沙印书所用的就是本地竹纸和顺昌黄皮纸，直到明清以后仍是如此。清郭伯苍《闽产录异》说，建阳书籍用纸，本地人呼为“书纸”，可证。
其次是经营优势。唐代以前，书肆只经营书籍买卖。雕版印刷兴起以后，许多书坊都建立手工作坊，从事雕版、校对、印刷、装订等工艺，自雕自印自销，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联合体。许多材料表明，麻沙书坊中，规模较大的，多雇有雕印、校对人员，有的还聘请文人从事编辑，或书坊主人自己兼做编辑，实行编、校、雕、印、装专业分工，形成了多工序的流水作坊。其内部生产组织虽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规模较大的书坊有常年的雕印作坊，规模较小的书坊大抵是临时招集刻工，刻完即散，印刷部分则多是常年开工。更重要的是，雕印技术在当地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家庭副业。陈衍《福建通志》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临汀汇考》也说：“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说明在建阳麻沙和长汀四堡等刻书发达地区，几乎家家都会雕版，都能印刷。这种生产经营组织，其盈利主要来自生产环节，获利甚丰，不仅促进了刻书业的繁荣，而且为明代以后书坊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条件。这种民营书坊的经营方式多有适应刻书市场的竞争机制。南宋的叶梦得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石林燕语》)“易成而速售”正指出了麻沙书坊的经营优势。麻沙刻书不仅经营早，而且不少书坊父死子继，代代继承，成为世业，更具有竞争力。
第三是人才优势。唐末五代以后，中原大批文人学者相率入闽寓居，麻沙是必经之地。他们带来了重视学术文化的社会风气。文风之盛和刻书业的发达互相促进。文人学者浓厚的编纂意识和书坊主人强烈的经营意识相结合，形成了他们合作刻书的特殊条件。这类文人大抵学识渊博，-眼光敏锐，成为书坊的编校业务骨干。宋代闽北一带许多知名的学者文人，如袁枢、宋慈、黄升、叶廷珪、魏庆之、蔡梦弼、黄善夫、魏仲举、祝穆等人，都从事编辑工作，有的本身就是书坊主人。例如，麻沙刘氏三桂堂即曾聘文人从事编辑校勘工作，其中经部有8人，史部有6人,还雇有印工16人。(《麻沙刘氏族谱》卷四)著名学者刘子翚的儿子刘王平，秉家学渊源，编辑其父遗文，前后费了20余年时间，始于乾道四年在三桂堂刻印成书。朱熹在《书屏山集后》中曾加以赞扬。朱熹的学生刘炝也长期与三桂堂合作，编刻《论语发微》等书。以编印《五百家音注辨昌黎先生文集》和《柳先生文集》等精刻本闻名的建阳文人魏仲举被认为“殆麻沙坊肆之领袖也”(《福建通志》)。麻沙余氏万卷堂、勤有堂更有延聘通儒从事编校的传统。总之，麻沙刻书业哺育了当地的人才，当地文人又参与刻书业，二者互相促进，成为刻书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福建刻书的兴衰
福建刻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一)我国雕版印刷发源于唐代，屹起于五代，繁荣于宋元，极盛于明代。在这段历史中，福建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福建是全国最早从事刻书的地区之一。据文献记载，“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书林清话》卷二)。五代王审知曾为当时著名文人徐寅刻印《钓矶文集》，徐寅有诗说：“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钓矶文集》卷六)说明这时福建已有刻书业。北宋时，建阳有的书坊已成世业。清《续东华录》载，乾隆帝因内府所藏旧版书末多有“建安余氏刊于勤有堂”字样，特地传谕建宁府访查勤有堂始于何时。后来余氏后代呈上族谱，内载余氏先世自北宋迁至建阳，即以刊书为业，世代经营。从北宋到清乾隆，历时700多年，福建刻书起源之早，世业之长，由此可见。
福建古代刻书和全国一样，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个系统。官刻旨在宣扬名教和提供士人阅读范本，刻书范围有限，主要是经史方面的官定读物。家刻重在弘扬文化，或传播本家著作，数量不多。坊刻的经营目的在于盈利，利润的刺激促进书坊不断扩大刻书范围，注意调整经营机制，力求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因此，书坊业发展迅速，很快就在规模、品种和数量上超过官刻和家刻，成为三大刻书系统的主体。
(二)宋元时期福建刻书业之盛，首推建安(今建瓯)建阳地区。特别是建阳城西30公里的麻沙镇，书坊林立，热闹异常，南宋时已名扬四方，号称“图书之府”(祝穆《方舆胜览》)。据统计，宋代麻沙一带书坊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6家，较著名的有：余氏万卷堂、勤有堂、双桂堂、勤德堂、建宁黄三八郎书铺、陈八郎书铺、刘曰新三桂堂、王氏世翰堂、高氏曰新堂、建宁书铺、建阳麻沙书坊、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建安江仲达群玉堂、阮仲猷种德堂等。其中尤以刻书世家余氏为最著，如余仁仲、余恭礼、余唐卿、余彦国、余志安等，都有刻本流传。元代又新增了一批新书坊，著名的有叶氏广勤堂、虞氏务本堂、刘氏曰新堂、郑氏宗文堂、刘氏南澜堂、刘氏翠岩精舍、刘锦文书林、陈氏余庆堂、蔡氏一经堂、朱氏与耕堂、李氏建安书堂等，其中尤以叶曰增广勤堂，‘‘自元至明，刻书最夥”(《书林清话》卷四)，可与余氏相比美。
宋元时期福建刻书地点遍布全省，不限于麻沙一隅。见于记载和现存宋版书题记注明的刻书地点，除建安、建阳外，还有邵武、延平、宁化、汀州、上杭、福州、福安、闽县、莆田、永泰、长乐、泉州、南安、漳州等地。有些地方，刻书业相当集中，形成一个个基地。在全省众多的刻书业中，麻沙最集中，刻书量最多，因而也最有名。
宋元时期福建刻书的门类广泛，数量繁多。清叶德辉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据不完全统计，仅麻沙刻书就多达二三百种。麻沙所刻的书，在门类、内容和编纂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就门类说，一是经史和诸子书。这是传统的范围，麻沙的特点是高低兼顾，并创造“纂图互注”的通俗形式。高档的如建安余兴国刻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和《尚书注疏》20卷，在南宋就被岳珂称为善本。低档的如《百百 宋楼藏书志》所著录的《纂图互注礼记》20卷、《纂图互注周礼》12卷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纂图互注尚书》13卷。史书节本较多，如《十七史详节》、《东莱先生晋书详节》、《史记详节》等。二是诗文别集和选本。这方面数量不少，如《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增广注释音唐柳先生集》、《圣宋文选》等都有麻沙小字本。三是时文和科举应试用书。这类书籍销量大，品种多，是书坊的重要盈利来源。例如著录于《四库总目》的《论学绳尺》11卷，宋魏天应编、林子长注。建阳书肆刊行。魏、林都是闽人，此书选辑当时应试论文，“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是供应试士子阅读的。四是字书、韵书、类书等工具书，特别是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代类书29种，其中大多为麻沙刻本，而且闽人编的就有8种。《总目》在谈到宋人编类书的背景时说：“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卷一三五)说明了宋代类书编纂与科举应试的关系，而且指出麻沙书坊在这方面出书最多，影响很大；质量有好的，也有差的。五是农书、医书和曰用杂书。如《农桑辑要》、《居家必备》、《酬世大观》等。六是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等。
除上述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门类，就是平话、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这类刻本始自南宋，如《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等。在这方面，建阳书坊做出了特殊贡献。例如元代建阳虞氏务本堂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15卷，实际上是一套连续的讲史平话。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纂图书籍，也是最早用白话语言反映人民的感情和愿望，对统治阶级有所揭露，对后世章回小说影响甚大。鲁迅说它“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评价很高。原刊本现藏曰本内阁文库。明代建阳书坊刊刻通俗小说最多，孙楷第收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的就有30多种。
印数之多意味着销行之广。宋明时期麻沙书籍的销量一直居全国首位。南宋时就有“福建本几遍天下”(叶梦得)、“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之说，而且远销高丽、曰本等国。南宋祝穆的《事文类聚》麻沙刻本传到高丽后，被印成活字本，广为流传。在宋代对曰贸易中，书籍是一大宗。曰本许多著名书库至今还珍藏着不少我国国内已看不到的宋元麻沙版书。1980年曰本宫内厅赠送给北京图书馆的宋麻沙版《全芳备祖》影印本，就是罕见本，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也没有见过。
(三)元代末年，麻沙遭受一场劫难。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场兵火把麻沙书坊化为灰烬，使闽北刻书业元气大伤。经过一段消歇，明初又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麻沙西边7公里处的崇化书坊崛起，使福建书坊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并进入又一个高峰期。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卷二五)可见明代崇化书坊之繁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今麻沙乡进士张王睿，偕刘、蔡二氏新刻书板寖盛，与崇化并传于世。”(卷四)透露了麻沙复兴的消息。两处书坊如林，称为“两坊”、“书林”。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书坊又一次发生火灾，“古今书板荡为灰烬”，但不久又见繁荣。据统计，明代建阳书坊多达60家左右。张秀民在《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中据所见版本和公私目录所藏，列举明代建阳书坊有堂号姓名可考者为48家，其中余姓12家，刘姓10家，杨姓4家，叶姓4家，郑姓3家，熊姓3家，其余各姓2家。最著名的是余氏和刘氏。这些书坊，不少是百年以上的老铺，如余氏勤有堂、万卷堂，有500年以上历史，郑氏宗文堂已近300年，刘氏曰新堂有190多年，刘氏翠岩精舍也有150多年。还有许多明代新兴的，如熊氏种德堂、刘氏慎独斋等。新老书坊，大小书铺，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明代福建刻书的地区分布比前代更为普遍。除闽北和沿海一带外，闽西山区也有不少刻书场所。仅陈衍《福建通志·版本志》提到的山区刻书地点就有沙县、宁化、上杭、长汀等地。特别是长汀四堡的刻书业，自宋代起，到明嘉靖以后进人繁盛时期，刻本流行四方。《临汀汇考》在论及长汀四堡的刻书业时指出：“虽
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一一皆备。……按宋时闽版推麻沙、四堡刻本，近始盛行。”盛况由此可见。但就全省来说，建阳书坊起源最早、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因而知名度也最高，仍被视为福建刻书的代表。
明代福建刻书业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出书的品种数量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说：“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其值重，吴为最，其值轻，闽为最。”陈寿祺《左海文集》也说：“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版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据明周宏祖《古今书刻》统计，明代福建刻书居全国第一，共470种，其中366种为坊刻，在省内占78％，在全国占14．6％。刻书最多的是麻沙、崇化两坊。由于品种数量繁多，明代建阳出现了《建宁书坊书目》单行本，这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县级书坊编制书目。建阳出书目录还反映在县志里。景泰《建阳县志》列有书目173种。嘉靖《建阳县志》卷五有一张书坊图，标明当时书坊分布情况，并开列书目，截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已多达451种。此后所出的书更多。据张秀民上引文估计，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居当时全国各地书坊出书总数之首。建阳书坊业的繁荣，使该地成为全国性的书籍商品批发地，吸引了大批外地书商，络绎不绝。据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曰集。”(卷三)盛况可以想见。同书“货之属”所载的第一宗商品就是书籍，说明书坊业在建阳经济贸易中所占位置之重要。明代有些官刻的书也委托建阳书坊刻印。如晋江蔡靖《易经蒙引》12卷，嘉靖八年(1529)由其儿子进呈后，奉旨发委建阳书坊刊刻，即是一例。
刻书业的繁荣促进了刻书技术的改进，终于从雕版印刷演变为活字印刷。这个演变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问。早在北宋时就有人发明活字印刷，宋末元初开始用以印书，明代逐渐流行，木活字、铜活字相继出现。在这方面，福建也不落后。嘉靖三十年(1551)，建阳书坊刻印《通书类聚克择大全》，版心镌有“芝城铜板活字印行”字样。建瓯因有芝山而别称芝城。稍后，闽人游榕也制造铜活字。万历间在无锡刊印的《太平御览》，版心有“闽游氏仝板”字样。“仝板”即铜板。
明代建阳刻书世家以余氏和刘氏为著，特别是余象斗，可称为古代出版界的代表人物。余象斗是三台馆主人，因屡试不第，改途经营祖传的刻书业。他既是文化人，又是刻书世家，经营有方，仅万历十九年一年中就刻印十几种书，可见其作坊规模之大。(参见萧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除大量刻印科举应试用书和民间曰用杂书外，他特别重视刊刻演义小说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还自己动手编写，《四游记》中的《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编自刻的。后来的《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就是根据余氏三台馆的《北宋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发展而成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余象斗。郑振铎更称之为“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
以上说的是坊刻。明代福建官刻也很普遍，上自布政使司、按察使署，下至县学，都有刻书，但无甚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福建的家刻。随着雕印技术的进步，家刻在明代已蔚为风气，而福建的家刻又十分普遍。仅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的闽籍人士从事家刻的就多达233人，其中有官吏，有文入学者，有一般布衣。就闽籍官吏说，上自朝廷大臣、封疆大吏，下至知府知县，以至县丞教谕，十分广泛。他们所刻的书，一是福建地方文献，二是明代本朝著作，三是刊刻本人的著作，自撰自刊。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风气。
(四)明代福建刻书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在顺治、康熙年间，建阳刻书业仍然是一派繁荣景象。康熙《建阳县志》载：“是曰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这种盛况也一再反映在朱彝尊、查慎行和杭世骏等的诗文里。但就全国来看，刻书中心已转移到南京、苏州、湖州一带，建阳书坊已曰趋衰落。与朱彝尊差不多同时的王士祯就说：“今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不过书坊的衰落有一个过程。现在闽北还保存清乾隆时的建阳刻板，可见乾嘉时仍在持续经营。直到近代西洋石印技术传入以后，福建刻书逐渐被淘汰。
三、福建刻书的规模和质量
(一)福建古代刻书的规模突出地表现在大型图书的刻印上。宋明时期福建多次雕印大型图书，特别是两次雕刻佛藏、一次雕刻道藏，都是古代书籍雕印史上的重大实践，充分显示了福建刻书的规模、技术和力量。
我国第一部雕印的佛教大藏经是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朝廷派员前往益州监雕的，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竣工，历时13年，世称《开宝藏》，也称《蜀藏》。此后不久，福建就开创了民间募刻佛经的风气。神宗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僧冲真、善明、咸晖等人主持募款，开雕佛经，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竣工，历时23年，共雕印佛经6434卷，580函。世称《崇宁万寿大藏》，又称《福州藏》、《东禅藏》。这是我国第一部民间募刻的大藏经，规模比《开宝藏》还大。
紧接着，徽宗政和二年(1112)，福州蔡俊臣、陈询等人组织刻经会，由释本明、宗鉴、行崇、了一等主持，在福州开元寺开雕大藏经，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竣工，历时60年。全藏共6117卷，507函，世称《毗卢大藏》，又称《开元藏》。现国内只有残本。1990年4月，曰中友协代表、曰本医学博士林伯辉先生和夫人匹田登喜女士访华时，将曰本宫内厅珍藏的《毗卢藏》中的30卷影印本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弥足珍贵。
福州寺观开创募款雕印佛经的风气以后，全国其他寺院相继仿效。在宋代300多年间，公私雕印大藏经共6部，福建占了2部。
宋代福建还大规模雕印道藏。道教典籍荟萃成藏，始自六朝。雕印道藏，发起于宋徽宗，开雕于福建。政和年间(1111—1117)，徽宗命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派人送到闽县九仙山万寿观，命福州知府黄裳监雕，以镂版进于京师，共5481卷，540函，世称《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官版雕印的道教总集，也是第一次大规模雕刻道藏。后来金、元所刻的道藏，都是就《万寿道藏》的版片加以修补而成的。
佛教经典《东禅藏》、《毗卢藏》和道教经典《万寿道藏》，总卷数达1．8万余卷。如此浩大的雕版工程都由福建地区包揽，这一事实说明：一、宋代福建地区刻印力量的雄厚和福建刻书地区的普遍。二、雕印的物质设施和技术力量分布全省各地，既独立经营，又能通力协作。三、开创了福建地区雕印道教典籍的先例。四、促进了建本风格的形成。例如四川雕印的《开宝藏》是卷子装，《福州藏》第一次采用经折装。《开宝藏》每版25行，每行14、15字不等，而《福州藏》和《毗卢藏》都是每版30行，每行17字，半页6行。这种版式后来被《圆觉藏》和《资福藏》所仿效。
除释藏、道藏外，宋明时期福建还刻印不少其他大型图书。宋代官纂四大书中，有两部与福建有关。一是《太平御览》，1000卷，清陆心源百百宋楼曾藏有南宋闽刻本351卷，后被曰本静嘉堂购去，现藏曰本。另外，万历二年(1574)苏州周宇堂从建阳饶世仁、游榕购得《太平御览》的铜活字版，印行100余部，这是国内所藏的最早版本。另一部是《文苑英华》，1000卷，宋宁宗年间刻本，现只残存140卷。现存最早的完本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福建刻本，由当时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胡维新发起并校刻，福建巡抚涂泽民、总兵戚继光赞助，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开雕，次年成书。胡序云：“不数阅月刻成。”刻印速度之快说明当时福建刻书条件之完备。至于100卷以上的巨著，福建刻本更多。此外，元代福建还刊刻《通志》200卷、《汉书》100卷、《诸臣奏议》150卷、《朱子语类》140卷、《事文类聚》合集246卷等。
(二)宋明时期麻沙书坊的刻书质量颇遭非议。南宋的叶梦得就说：“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语》卷八)陆游也有同样的评论。明代的谢肇制也说：“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五杂俎》卷一三)麻沙坊刻几乎成了粗制滥造的代名词。但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同样是南宋时人，也有赞扬麻沙刻书质量之佳的。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就称赞建安余氏万卷堂版本之精审。他说：“且以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于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阳余氏本为最善。”事实上，现存宋代麻沙版《九经》和《汉书》等书，都
是精校精刻的佳品。宋元麻沙刻本在明清时已被视为珍品。今天所能见到的宋元善本，也以麻沙版为多。不过凭心而论，宋明时期，麻沙刻书数量之多和售价之廉都居全国之首，但同时，粗编滥印，质量低劣，在全国也最突出。可以说，麻沙是古代出版史上最早暴露了数量与质量矛盾的一个典型。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特别是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书籍市场的竞争曰益激烈。竞争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改进刻书技术，二是不择手段，压价求售。在当时的书籍市场上，福建书坊的竞争能力最强。这固然是因为福建具有刻书条件优越、经营经验丰富的传统优势，但不能否认，这里还有改头换面、粗制滥造等市侩做法的因素。例如，科举应试的参考用书在当时是一种大宗需求。为了迎合一般士子的急需，分类摘录古代文献的类书应时而起，不少是粗制滥造。麻沙书坊在这方面也很突出。还出现“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愧郯录》卷九)。这种时文活套好比现在的高考试题解答之类。其次是拼凑残篇，或任意删削，伪装全书，变换次序，改换书名，或化整为零，改变古书面貌。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揭露说：“盖闽估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卷四五)书坊为了商业竞争而不择手段，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而不见大体，忽视主流。
四、刻书风格和版式特点
宋明时期建阳刻本的版式行格也有自己的特点。就全国说，宋代刻书的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都已成熟定型。书写认真，刻板刷印技术纯熟，不失书写原貌，加上纸墨精莹，所以为后世所珍视。由于各地的条件和风气不同，刻书风格也不一样。大抵浙本字多用欧体，蜀本多用颜体，而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稍近柳体，肥瘦适中，结构方正，字画严密。坊刻既要注意降低成本，又要设法吸引读者，行格偏于行紧字密，但版式不失疏朗悦目。麻沙刻本有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即九行本、十行本、廿二行本之分，此外还有袖珍本。前期宋版书的版心多为白口，有上鱼尾，浙本和蜀本的版框大都是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后期多为细黑口，四周双边，但建本多为双鱼尾，宋后期又由细黑口变为粗黑口，便于折叠。浙本和蜀本多用皮纸，纸色较洁白，建本多用竹纸，质地较薄，白纸较少。宋版书的装帧形式随着制作材料和制作技术的改进而变化。宋代出现蝴蝶装，元代又流行包背装，就是适应印版书的要求的。麻沙也不例外。
元代福建的刻印技术比宋代更有提高。一是字体刀法逐渐发生变化。就全国说，流行赵体，书法隽美秀逸，刀法圆熟。但元初建本多存宋代遗风，新旧并陈，比较多样。自宋末起刻书开始采用简体字，元代更为流行。特别是麻沙刻印的词曲、平话、小说和类书等通俗读物，简体字很多。其次，元初的版式行款接近宋刻，中期以后逐渐演变，栏线更粗，书口更阔，行距更窄，鱼尾更多，比较省工省力。
宋代福建刻书的另一特点是版画水平很高，已形成一个流派，被称为建安派。书籍附有插图，版面装帧曰益讲究，图书的美术性大大增强。北宋嘉祐年间余氏勤有堂的《列女传》和元代虞氏务本堂的《全相平话五种》都表现了建安派的特征。
到明代，雕印画已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应用曰益普遍。从艺术风格上说，安徽出现了具有高度时代风格的版画流派，也称徽派。与建安派的粗犷古朴形成对照。徽派迅速发展，形成一代主流，而建安派仍以其特殊风格保持一定影响。
五、福建刻书的作用和影响
福建刻书直接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发展，并进而对全国的文化繁荣起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福建刻书的繁盛促进了福建以至全国的科举文化。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宋明时期是福建刻书的繁盛时期，同时也是福建科举的鼎盛时期。唐代福建登进士的有75人。宋代闽人登进士的多达7000余人，约占宋代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二位。南宋时有人说：“七闽二浙，人才之盛，遂甲天下。”(《容斋随笔》卷四)明代福建也有进士2208人，其中鼎甲29名，居全国第四位。刻书和科举同步发展，说明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宋代福建书坊以科举应试用书为刻书重点，这不能不对科举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刻书的繁盛导致藏书的普遍和藏书家的出现。这在福建尤其明显。福建最早见于记载的藏书家应推五代闽县林鼎和浦城杨徽之。宋代见于记载的福建藏书家有20多人，藏书都在万卷以上。宋明时福建刻书最发达的地区，一是建阳建瓯，二是福州，三是莆田。而藏书家也以这三个地区为多。由此可见刻书业对书籍流通和收藏的促进作用。
刻书业对编纂事业具有直接影响。福建古代刻书和文人学者的著述活动也是互相促进的。特别是建阳书坊，对著作的刊印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嘉靖《建阳县志》所载的书坊书目中，朱熹的著作就有10多种。朱熹弟子蔡元定、真德秀、刘炝、祝穆等人都通过书坊编刻他们的著述。其他学者文人的著作就更多了。据统计，《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清代以前的闽人著作有639种(唐五代13种，宋313种，明313种)，其中大多数是在福建刊行的。
著述的大量刊行意味着学术文化的繁荣。福建刻书发挥了传播文化、积累文化的作用。福建刻本在元明以后成为版本研究对象，“建本”和“闽刻”已成为版本学上的专门术语。在今天，福建刻本更被海内外视为珍品。时间越久，它的文献价值也越高。
福建刻本的影响还远及国外，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项目。在国外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福建刻本的流传(已见上述)。在今天，许多建阳刻本还散藏在朝鲜、曰本、美国和欧洲的英、法、德诸国，视为珍品，有些还被翻刻或影印。其中以曰本所藏数量最多，价值也最高。不少刻本已成为海外孤本。另一方面是福建雕印技术的外传。早在宋元时期，福建刻书工匠就飘洋过海。在外国传授雕印技术。元末许多福建工人东渡后从曰本博多湾登岸，寓居京都附近，从事刻书，被称为“博多版”。曰本“五山文化”中刻书最多的临川寺，雕工几乎全是福建人。寓居嵯峨的著名雕版工匠俞良甫，莆田人，东渡后在曰本20多年，刻书数十种，有许多是翻刻从国内带去的善本。《曰本善本书影》中翻印的《传法正宗记》中就有“福建兴化县仁德里住人俞良甫”的题记。
(本文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据《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http://blog.hexun.com/weilaiwansui/241055_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