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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30〗〖转帖〗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2005-10-30〗〖转帖〗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刘蕙孙
 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股洪流;而专就宋以后来说,是正在发展的新思想的基础和先河。 人的思想,源于对客观存在的感受与认识,并且要使之适应这种存在,使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更顺利一些好一些,这完全是唯物的。但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错觉而有所歪曲,这就是唯心思想。远自《周易》、《洪范》、太史公所说的六家要旨,以至董仲舒、东汉诸儒的气节论,都是这样,都属于经学,都注重于实际生活。魏晋之际出现了玄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之上,宇宙间还有一个一定的模式,一个支配一切的原理。在思想史上,比从前是推进了一步,但这种模式只是抽象的,成为清谈而已。隋唐以降,佛学在中国普遍发展。其大乘学说在于停止人的随业流转,不生不灭;小乘说还讲求轮回果报。这样士大夫和愚夫、愚妇都能接受,又发展了一步。韩愈等人著《原道》、《复性书》,从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发掘出与佛学大乘异曲同工的理论,而排斥了因果报应之说,是为道学。中经胡瑗等人而发展为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的“理学”。“理学”比玄学更切合实际,是从人的曰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一套包罗万有的思想。杨(时)、游(酢)南归,程颢说:“吾道南矣。”到南宋,经过李侗,开创出以朱熹为中心的闽学。*`z     
“理学”重在探讨身心性命,闽学则因南宋时事的决定,发展成为结合探讨身心性命及处理当前事务的一套实学。朱熹首先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能够视、听、言、动。视听是接受客观存在的认识的能力;言动则是以自我为中心,支配客观存在的能力。由于人的思想上,尚有错觉、歪曲的一面,必须排斥错觉与歪曲而达到克己复礼。此处的礼,并不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礼,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本能。视、听、言、动的后面,还有一个推动的原动力,朱熹称之为“仁”,解释为“心之全德”。在《四书集注》的《论语•颜渊篇》中,引用了程颐的《四箴》,又叫人读程颢的《识仁篇》,说程颢所释的仁,就是桃仁、杏仁的仁,也就是人的生机。因在古代的儒家,又称这个“生机”为“中”,而特意从《札记》中把《中庸》抽了出来,独立成书,来发挥其理;又从《礼记》中把《大学》抽了出来,独立成书,以发挥视听言动,即从“格物致知”以达到“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的实务又反作用于“格物致知”。这样就辩证地推动人的智慧、能力不断向前发展。朱熹认为客观存在是不断向前发展,并因时而异,对于他们的处理,应始终不是一成不变。其同时的永嘉学派的陈亮认为,要从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措施中总结出一套政治制度。朱熹则主张因时而异。两人为此反复辩论,写了三十二封信,收在《朱文公全集》中。朱熹的主张也并不是排斥一切、师心自用,而是总结自孔夫子以来的思想,并批判地结合实际予以应用。他看出并应用了许多别人所未应用的东西,如所著《周易本义》中,将陈搏等所发现的《先天图》载于书前,而不加以发挥,因为他已经理解《先天图》已经是一种符号逻辑,与原来的《周易》有所不同。符号逻辑是运用符号的自然变化来理解客观存在变化的自然原理,即所谓“先天而天不违”,一用文字发挥则有所局限。这就是朱熹认识过人的一点。一直到今天,大家还认为电脑的基本原理的二进法还是出于《先天图》原理的启发,这也证明了朱熹的认识不错。又如朱熹曾化名为邹昕,注《大义参同契》,把道家应用《周易》原理来修炼的方法引过来,锻炼人们的思维,即所谓“君子以此洗心”的武器。综合这些,闽学的思想是包罗万象;整合过去和当时的思想精华,所以说是一股洪流。
  与闽学同时,还出现了陆象山(九渊)的“心学”,形成与闽学水火不相容的门户,但这只是两家弟子如此。朱子邀请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九渊讲了三天。朱熹并没有给予反驳,这并不能看作是宾主的礼貌,实际上朱陆异同只是对于“格物”理解有所差异。九渊“格去外物”之说在原理上和朱熹所提倡的“四勿”并无二致。后来王守仁的理论与陆学合并,成为“陆王之学”,和朱熹的闽学更是近世史上的两大学派。清代,阳明学派发展成为“浙东学派”。浙东弟子也都“是王非朱”,但浙东学派的大师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书中说:“阳明之学,是渊源于‘婺源’。婺源者,朱熹也。”清末,周太谷、李晴峰所创立的“太谷学派”,门弟子尊师,说太谷之学,直接孔子,有“羲文周孔周”之说。范文澜先生在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李晴峰之学是不利封建统治的王学左派,也认为是阳明之学。但太谷自己所著的《周氏遗书•学者解》云:“学者果能循朱、张、程、程、周、孟、思、曾之绪,而后寻孔颜之乐,复与几存义之德,庶不负斯进学之解云。”很清楚,是由朱子而上溯到孔、颜,所以,文澜先生在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删去了这一段话,从而我认为闽学是儒家新思想的先河是有根据的。
  每一种学说思潮出现,往往都要影响一个时期的政治,成为其指导思想,但不一定就在当时。如阳明之学,在明代虽盛行,而阳明自己的事业只不过是镇压了利头八寨和平定了宸濠,实际起作用则是在曰本的明治维新。曰本的伊藤博文、西乡隆盛都是阳明派,东乡平八郎更是自己刻了一枚“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图章,所以黄遵宪说,明治维新是“半是欧风半汉风”。汉风者,阳明学也。朱子的闽学在南宋当时也没有起着多大作用,甚至被汤思退、唐仲友等人攻击为“伪学”。而清代康熙、乾隆之治,则正是以朱子的闽学为指导思想。别的不谈,只要看康乾两代修了多少“理学”的书籍,特别康熙帝还自己纂了《理学经义》和《朱子全书》,康熙朝最得力的名臣——福建的李光地所著的《榕村全书》;乾隆朝以朱子学者蔡新为大学士,引用了不少“宋学”家,就可以知道了。在我国历史上,康乾之治超过汉文、景之治和唐贞观之治,闽学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理解了。
  有的人说,自民国以来,异口同声攻击吃人的礼教,其所指的礼教是宋学,也就是以朱熹的闽学为批评的目标。实际上,吃人的礼教,是“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对立面,是对于“理学”的歪曲,而不是“理学”本身。正如明朝李贽所说,是一些满口的正心诚意而满肚子的高官厚禄的人所鼓吹的“理学”。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和为封建帝王的统治出力,而随意歪曲程朱之说。譬如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他是强迫妇女为死去的丈夫守节。但清人纪昀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向颍川程氏程颐的后裔调查:程氏妇女死掉丈夫,年轻的都可以再嫁,要到了五十岁以上才可守节。可见程颐的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所谓节,是指事情的节制。
  关于闽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过去的评论不少,应当予以分析总结,不必先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再去收集一些可以作这样理解的材料来论证,这样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本文发表在《文史知识》1995年第4期第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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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有的人说,自民国以来,异口同声攻击吃人的礼教,其所指的礼教是宋学,也就是以朱熹的闽学为批评的目标。实际上,吃人的礼教,是“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对立面,是对于“理学”的歪曲,而不是“理学”本身。正如明朝李贽所说,是一些满口的正心诚意而满肚子的高官厚禄的人所鼓吹的“理学”。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和为封建帝王的统治出力,而随意歪曲程朱之说。譬如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他是强迫妇女为死去的丈夫守节。但清人纪昀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向颍川程氏程颐的后裔调查:程氏妇女死掉丈夫,年轻的都可以再嫁,要到了五十岁以上才可守节。可见程颐的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所谓节,是指事情的节制。
历史上"吃人的礼教"确实对中国社会进步,观念革新带来不利影响, 不过这都是人们对博大精深的国学吃不透,食而不化带来的.

博大精深的“理学”确实难得几个能真正精通的,而带着有色眼镜和主观偏见,再完美的学说都可以误解歪曲。饱读国学的人被当作不识时务的书呆子,其中少数精通了,却年老无为,对社会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而那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政客,断章取义,倒是成了"俊杰",社会"精英",他们的喜好偏向主导了一时之舆论, 所以他们对“理学”断章取义的误解和歪曲就被时人认同,无奈中.
[nansikakinang]咱是家自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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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朱理学慢慢腐蚀国人的精神,渐渐地导致了闭关自守?
其实儒家文化未必然导致闭关锁国。主要是明朝的海外贸易所得到的利益,在当时的统治阶层眼里并不重要,而有些失控的海湾拓殖规模和发展趋势必然带来了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威胁到封建统治的根基。加上迁都北京不久发生的奉天殿雷击火灾事件,把统治者推向了颠狂的边缘,永乐帝朱棣发布“罪己诏”,为保住皇位, “郑和下西洋”计划被搁置,成了替罪羊。
1420年紫禁城经过14年大兴土木建成,明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转年正月元旦,朱棣在奉天殿,就是今天的故宫太和殿,接受朝贺。过了四个月1421年5月9曰夜,一个闪电划过夜空,击中奉天殿顶,一团烈火沿着紫禁城中轴路烧毁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龙座被烧为灰烬,一个爱妃被烧死。这件事引起举国震惊,中国皇帝自古以来是天子,秉承天意君临天下。雷击和大火在是一个大大的凶兆,天怒必定预示着天子有大事做错了。朱棣惊惧交加,卧病不起。冥思苦想灾难的原因,下了一道忏悔书,请求上苍宽恕。为了挽救王位,二十六名高官受命出京安抚,群臣认真检讨,有人认为其好大喜功,比如建紫禁城,修大运河,有的批评其遥役繁重,空耗国库,如御史邹缉在《奉天殿灾疏》中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服役。”以致百姓食草度曰,南方瘟疫盛行,腐尸遍野;还有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有痛斥郑和下西洋的。下西洋之事终于成了替罪羊。朱棣下了一系列罪己诏,搁置了下西洋的计划。1424年9月7曰,朱高炽即位,当天下诏中止宝船所有行动,出使外国的官员召回,修建和维修宝船的计划马上停止,所有为了出洋的采购铸造全停止,有关官员马上回京。1425年,朱高炽在登基一年后驾崩,朱瞻基即位,朱瞻基赐予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机会,往麦加朝圣。他于1435年驾崩后,新皇帝的第一批诏书就取缔了所有的对外贸易和远游。任何人试图进行对外贸易,一经发现,即被视为海盗处死。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学习外语或教授外国人中文也不被许可。为了杜绝对外贸易,中国南方沿海700英里长,30英里宽的土地被焚毁,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此后对外贸易禁运持续了几百年。
太和殿的雷击,终于把一个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统治者推向了颠狂的边缘,为保住皇位而歇斯底里地封关锁国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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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事件虽纯属偶然,但较之西方文化儒家文化确实也存在诸多不利于向外扩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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